统战方针促合作(1 / 1)

共产党宣言 70周年专题 10363 字 2019-08-23

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不联合广大的同盟者,就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

还在1922年8月,中共中央就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西湖会议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也在随后加入了国民党,并在1923年3月,就开始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他是在离湘赴沪后,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提前到达广州,并参加了中共"三大"的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广州。

会上,围绕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主张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在他看来,如果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造成混乱无产阶级的思想。张国焘的观点成为大会争论的焦点。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根据湖南工人运动注意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斗争的经验,阐明了工人阶级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认为工人农民大批加入国民党,正是改造国民党阶级成分,使之革命化的需要,也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需要。同时,毛泽东还专门就湖南工农运动作了发言,其中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向大会指出:"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的局面。"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使他成为《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毛泽东这一卓越见解,尽管还没有被多数代表所理解,但在"三大"宣言中已有所反映。宣言指出:"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

大会最后选出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又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五个成员之一,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中全会,进一步研究贯彻三次大会决议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

"三大"以后,毛泽东留中央工作。同时,他对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给予极大关注。8月,参加"三大"的湘区党员代表袁达时回湖南时,毛泽东托他捎话给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安源工人应集体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在会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国焘可能来湖南活动,要他注意。虽然,张国焘后来并未去湖南,但它说明,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是真心诚意的。同时,毛泽东还通过国民党元老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中共湘区委。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李维汉、何叔衡、夏曦等同邱维震共同商量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事宜,决定设立筹备处,由何叔衡负责。

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9月16日,毛泽东受担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筹备员名义来到长沙,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工作。27日,他同夏曦具体商定了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3个步骤:"第1步组织长沙支部;第2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3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即日租定房子秘密成立筹备机关,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经费则采取"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的办法。按照这个步骤,湘区区委派人深入各县广泛动员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帮助建立基层国民党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很有起色。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次年3月,又先后设立了宁乡、安源支部,共计国民党员260余人。4月1日,湖南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成立。1925年5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正式成立。

第一次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以后,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统一战线,首先考虑同国民党合作。这是因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而且,那时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有一定威信,在南方又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他的领导人孙中山,也真诚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上,共产国际起了促进作用。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桂林,同孙中山会晤,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同共产党实行合作。

马林,生于荷兰鹿特丹,早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从事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建立印尼共产党前身,即东印度民主联盟,并成功地促成了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双方成员都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对方组织,而保留自己原来的盟籍。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使印尼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引起荷兰殖民统治的恐惧,结果马林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马林后来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的代表,1920年6月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第二年,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会议经过认真讨论,表示同意。会后,李大钊、陈独秀与孙中山联系,商谈国共两党合作问题。

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奋斗,"要造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那时的国民党力量很小,又脱离群众。1922年,孙中山很信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这给孙中山以重大打击。在几经挫折以后,孙中山深深感到国民党内的人员过于复杂,应当加以改组。那时候,他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同意以"党内合作"方式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

1922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改组国民党会议,成立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3年秋,孙中山派廖仲恺等召开国民党特别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李大钊应邀参加会议。孙中山聘请苏联人鲍罗廷担任顾问。会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等文件,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创造了条件。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要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孙中山以总理身份任大会主席。

国民党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于右任、戴季陶、何香凝和共产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等,出席了大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以适应时代潮流的精神。这就在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这就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负担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于对外的责任,就是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同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协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

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有原则区别: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在民主革命阶段之后,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高革命纲领。

大会选举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2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3人是共产党员;选举邵元冲等17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其中,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等是共产党员。

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民党一大以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进入国民党的中央领导圈内。为了进一步贯彻"一大"改组精神,加快国民党在各地改组的步伐,毛泽东利用其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同右派进行了一场复杂而又微妙的斗争。

大会闭幕的次日,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会后,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委员,被派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从事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改组工作。

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正式办公。执行部内主要设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部及秘书处各机构。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国民党人分别担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代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和担任组织部秘书职务。同他一起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等。当时上海社会传称环龙路44号为"国共群英会"。

执行部正式办公后,作为文书科代理主任和组织部秘书的毛泽东,工作是相当紧张而繁忙的。3月20日,第4次执委会议决议:"执行部对于管辖范围内'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种工作均应有一详细计划,决定由各部及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拟写草案,交秘书处审查整理提出,执行委员会议议决,使各种工作进行有所遵循。"毛泽东的工作量由此可见一斑。他一方面要做大量的文字工作,如起草执行部办事通则;审查整理各部的工作计划,提交给执委会议议决;经常参加执委会会议,担任记录。另一方面负责国民党的组织整顿工作,如对国民党员的重新登记;向广州黄埔军校输送学员等等。

毛泽东终日辛劳着,由于国民党原来只是一个烂摊子,一些老官僚、守旧分子只知饱食终日,根本反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所以,在执行部内,左右派斗争相当激烈。为了推进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同国民党右派展开了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

上海执行部成立后,首先开展了党员重新登记工作。针对改组前国民党组织极端涣散的状况,执行部发出通告,要求对老党员重新登记,对各地的党组织进行调查;并对党员重新登记的步骤、办法和手续等,作了新的规定。同时还规定,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进行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能成为改组的的国民党党员。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具体负责的。在党员登记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千方百计进行捣乱,破坏这一工作的正常开展。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四川省省长,跑到执行部大喊大叫说:"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我不登记!"毛泽东义正严词地回答说:"不来登记,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一句话说得谢持无言以对,只好愤愤而去。后来,毛泽东让人给谢持送去一张表,并进行了说服解释工作,给了他一个台阶下,使他不得不重新登记。

在党员登记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执行部准备召开会议,成立上海第4区国民党党部。第4区是环龙路所在的法租界地区,有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住在那里,大约有千余人。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毛泽东具体负责对他们进行审查工作。审查后,对合格者发了党证,同时还清洗了很多不合格的党员。在召开成立第四区国民党党部大会时,左右派斗争表面化了。会前,右派进行了秘密的策划,企图通过软硬两种手法,争夺区党部的领导权。一是合法的争取领导权,请孙中山出来说话;二是纠集一些流氓,对会场进行破坏。当孙中山没有出面为他们说话时,他们就决定孤注一掷,采取第二种强硬的手法进行破坏了。毛泽东、王荷波等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会一定要开好。经过同左派商量,决定执行部的全体共产党员、团员及同情的左派都要出席会议。同时又成立了一支由王荷波领导组织的工人纠察队,从会场门口到主席台都设立了岗哨,加强了警戒,控制了整个会场。当右派干扰会场,进行捣乱时,及时地得到了制止,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在同执行部右派进行斗争中,毛泽东特别是对叶楚伧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叶楚伧是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之一,也是实权派。自6月戴季陶来执行部后,叶联合右派分子反对中共更加有恃无恐。8月1日,叶楚伧操纵右派分子喻育之、曾贯五在上海南方大学召集上海市各区党部会议,大肆攻击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叫嚷要对共产党员"严肃处理"。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与之进行说理斗争,双方发生冲突。第二天,右派分子又去上海执行部无理取闹,致使邵力子被打伤。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十分气愤,于是,由他领衔,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迹近纵容"的反共分裂行径。对毛泽东针锋相对的揭露,叶楚伧恨之入骨,但碍于毛是一个候补执委,又奈何不得。

上海执行部在以叶楚伧、戴季陶为首的右派分子的操纵破坏下,正常工作受到很大影响,许多共产党员相继离开。毛泽东对此状况甚为焦急,于11月17日,在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和谈路经上海时,向他面呈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4人致孙中山的信。信中说:"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职员等薪金积压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这封信以比较委婉的形式向孙中山揭露了戴季陶、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错误。

在此期间,毛泽东一方面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局担任秘书和组织部长职务。当时,他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这年夏天,杨开慧带着年幼的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毛泽东一家人住在楼下厢房,"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时间做了很多工作。"毛泽东就在这间房子里为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与陈独秀联名签发。这些文件有同国民党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有反对军阀战争的,有加强党务建设的,有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等等。这些文件对全党正确地理解贯彻"三大"决议精神,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推动各项工作开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着十分繁重的工作任务,加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部斗争的尖锐复杂,致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当时,毛泽东身体瘦弱,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不得已,中共中央批准他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1924年12月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湖南。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养病归来,到达广州。不久,便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职务。

毛泽东上任后,正值中共在北方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奉倒段运动。以段祺瑞、张作霖为头子的北京政府,秉承日、英帝国主义旨意,到处"压迫国民革命运动,屠杀工人群众,封闭民众团体,摧残人民的自由。"因此,全国主要城市纷纷举行反奉倒段示威运动。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利用当时人民的反奉情绪,对张作霖宣战,发动反奉战争。结果,奉军败退山东。孙传芳的反奉战争是军阀之间的战争。但当时奉军是革命的首要敌人,参加反奉运动对人民是有利的。反奉战争初起,中共明确指出,奉系军阀是目前帝国主义用来压迫中国人民的最主要工具,号召人民群众一致起来打倒奉系军阀。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其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各地各级党部有指导宣传之必要。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

《大纲》共分甲、乙、丙3个部分,第1部分对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各方面的势力作了具体分析;第2部分提出了宣传纲领;第3部分提出了9个口号。

毛泽东关于这一重大问题全部思想的立足点,是对反奉战争各方势力的科学分析。中国的军阀政治风云变幻,时而干戈相向,时而握手言和,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锐利目光,鲜明地指出,奉直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分裂剥削中国政策的产物。去年奉直战争,起于英帝国主义欲挟直系统一中国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企图。此次反奉战争仍然一脉相承,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美帝国主义站在直系背后。狡猾的英帝国主义在此次战争中是助奉助直,要看何方胜利把握较多再定。"大概日本为对抗美国,宁愿拉英国以共同役使张作霖。然英国如察张作霖有不利形势,而其旧仆吴佩孚有胜利的可能时,为巩固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他会舍新欢而联旧好,也是意中之事。"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并提出一个重要的策略思想:"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一员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的必要。"

毛泽东高屋建瓴。经过这样一分析,反奉战争的原因、目的,便了然于国人之前了。由此出发,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应该着重宣传的几个问题,也是革命党人应该把握的几个重要原则:

--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运动。"

--直系是反奉的一支"先发队",但决不是主体。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于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因直系代替奉张执政,人民亦将受到极大危险。直系当国时祸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地方,尤应注意宣传此点。

--人民分辨敌友的标准,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一切联系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买办阶级等,人民必须揭其阴私,一律排斥;一切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的派别,如冯玉祥一派,应与之联合。

--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者。应该广泛地宣传民众,唤起民众,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建设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取缔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这是人民结束反奉战争的唯一出路。

12月3日,《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同一天,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要求各省市和特别区党部宣传部,迅速发交各县市区分部执行委员会,召集同志大会,详加讨论,务使人人明了其中意义,然后向人民群众作猛力的宣传。

毛泽东在国民党内领导各级宣传部门,配合中共10月20日发表的对反奉战争宣言所发起的强大的宣传攻势,将全国的反奉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12月3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省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革命青年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总社、香港学生联合会、广州市商会等人民团体,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发起反段示威大游行,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的北京段祺瑞政府。示威大会发布了反段示威宣传大纲,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并督促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以打倒卖国殃民的段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国民革命早日完成。

12月,毛泽东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在此期间,他经常来所讲演《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课程。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主办了政治讲习班,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工作干部。谭延任理事长,谭不在,由毛泽东代理,毛泽东经常到政治讲习班讲演。2月28日,他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关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努力作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还在讲习班讲授《农民问题》课程,每周一至二次。他讲课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讲习班学员回忆,毛泽东在一次讲课中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必须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宣传部两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并且指出:"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定采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因为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以自己对国民革命的满腔热忱,深厚的思想文化素养,杰出的组织才干,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打破了先前一潭死水的局面,出现了新的生机。